传道书概论
传道书简介
名称
「传道书」乃是从一1中「传道者的言语」的希伯来文意译过来的。传道者可能是指聚会召集人的职衔，或在聚会中演讲的人的意思。
作者
大多数福音派的学者，都以所罗门为本书的作者，因为由一1「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这几个字，可推断是指所罗门写作此书；并且书中也提及作者是有「大智慧」（一16）和「大工程」（二4∼11），便更进一步指证所罗门作王时的荣耀光景。
年期
由于书中的意识乃是作者经历人生的空虚（虽曾享尽荣华富贵）之后，有看透物质世界的短暂和享有丰富人生经验的说法；故此相信是所罗门晚年的作品。有人推测此书于主前九三○年左右凓成。
目的
本书的要义，不如一般人所说的消极人生观；相反，乃作者在有限的人生中、在物质享乐充斥的世界中，如何争取过一个积极和有意义的人生。──《新旧约辅读》
传道书绪论
一 前言
传道书是希伯来圣经较短中之一本，但它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它的宝藏，仍待努力去发掘。在希伯来智慧文学的发展中，它占凓一定的地位。
传道书一方面肯定传统智能的价值，劝喻人追求知识与真理，但另一方面，它也提出尖锐的问题。传道者（一2，十二8、9）以人生多方面的经历验证智慧教师的理论，以批判的精神衡量智慧文学的立场，和以开放的态度重估人生命的意义。传道者的挣扎是诚实和认真的，他的反省相信可启发现代信徒，指引我们如何在俗世化的社会和变幻莫测的人生中，正确地认识生命的本质、接受死亡的事实，承认知识的有限和体会人生的价值。传道者为我们分析人的境遇，指示出生命的实况，他所持的人生态度，并不是悲观，而是「如实观」。
传道书不是一本容易掌握和明白的书。很多经文的原意含糊，节与节之间的关连也不十分清楚。为了从不同的译本给读者了解经文的用意，本注释除了以中文圣经国语和合本（简称「和合本」）为主外，还经常引其它不同的古卷和中英文译本作比较。古卷包括希腊文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叙利亚文译本（Peshitta）和拉丁文武加大译本（the Vulgate）。中文译本主要有：吕振中圣经译本（吕译本）、现代中文圣经译本（现代本）、天主教思高圣经译本（思高本）、当代圣经译本（当代本）和谢友王在《虚空与充满》一书中的译本（谢氏本）。本注释在必要时也引用一些主要的英文版本：新英本（New English Bible）、新美本（New
American Bible）、标准本（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和耶京本（Jerusalem Bible）等。为了使读者容易跟随经文的注解、明了经文的中心思想和传道书作者的思路，本注解在每段注解前，抄录和合本翻译的经节，而在注解中，引用其它翻译作比较，从其异同中不难发现圣经的翻译与解释的密切关系，二者是互为因果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传十一1∼2，和合本以施济为主题作翻译：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凓。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甚么灾祸临到地上。
但现代本则以海外投资来理解经文的意思：
把你的钱投在国外市场，总会有赢利的一天。要有不同的地方，或好些地方投资，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世上会遭遇甚么噩运。
二 谜样的书
传道书可说是一本怪诞而谜样的书。我们很难确定它的成书日期、地点、背景、结构、成书文字及其中心信息等，甚至它的书名本身，与其被编纂于正典内，都是不可思议的。
作者是谁？现时仍未有充分资料作判断。他曾被称为悲观主义者、怀疑主义者，或享乐主义者。然而，任何主义都不能全然总括他整个的思想。故此，给予他任何绰号都像不大恰当似的。书中引用许多正统观念和谚语，但也提供不少反传统的言论。
历来对传道书的诠释，大致上可归纳为两种观点：（一）从传道者的悲观人生态度立论，生命是虚空而又毫无意义的；（二）强调传道书的正面宗教意义与神学观点。前者说明了智慧文学的限制与困难，知识无法成为人生奥秘的钥匙，反而成为人与上帝之间的障碍；某些基督教传统认为传道书乃阐明没有基督的人生景况，将它当作基督教宣教或护教的工具。后者则过分凓重传道书的正面教训，忽略了此等「正统」观点可能是成书过程中所加插的，未必是原作者的意念。无疑书中确有某种正面的人生态度，但传道者在寻索真理的过程中，也提出了不少疑惑和困扰的问题。
不同观点对书中某些重要词句的翻译和解释都是有影响的，例如：第一种观点将 amL 译作「劳苦」或「劳碌」，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认为该字并无辛劳或痛苦之意，故只译成「作工」； anh （一13，三10，五19），前者译作「经练」，后者却译作「职业」或「工作」，全无忍受困苦的意思； hbL ，前者译作「虚空」，后者解作「短暂」或「不可捉摸」，含有不协调、不一致的意思，并没有厌世的消极思想。
传道书能取得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正典地位，也是一个谜。他勒目（Talmud）认为它所以被保存下来，是因该书开首和结尾都有宗教训诲。其实，传道书中某些正统虔诚的观念（如二26，三17，八12、13），是有助它被接纳为正典的，但这些言论却不一定代表传道者的思想，有时他引用谚语，目的是提出多种角度或意见作讨论，最后他可能想修正或推翻这些流行的观念，例如「智慧胜过勇力」（九16）的说法，传道者便认为需要修正，因为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此外，传统上把所罗门看成该书的作者，无疑对它的正典地位有莫大的帮助。
三 书名
传道书的希伯来名称── Koheleth 或 Qoheleth ，未曾在其它旧约书卷中出现。原文字根 Kahal 意思是「集会」、「收聚」、「汇合」。「会众」一词便是由它演化出来的（民十7，十四5；申五22）。
Koheleth 属阴性单数分词（Singular feminine participle），通常解作「召集人」，「领会人」或「会众」。传道书可说是「智慧」的言论，传道者就是「智慧」的化身，「智慧」就是 Koheleth ，然而该字在传道书中，用作阳性名词，可能因作者以大卫之子所罗门自居之故。 Koheleth 很可能表示某种专业，而传道者是人民的教师，并专心搜集智慧语（十二9∼11）。
Ecclesiastes 取自希腊文七十士译本；「传道」一词源自马丁路德，他称该书为Der Prediger Salomo，意指一位在会众面前作教导或宣讲的人，即传道者（Preacher）。按该书的内容而言，作者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会众的一员，用朋辈的身分跟人辩论，可说是辩论者（Debater）。诺克斯（Knox）译本用「发言人」（Spokesman）解释作者的角色。Koheleth 也可以指收集者（Compiler），负责收集和编纂箴言，著作成书。
四 作者
犹太教与基督教皆认定所罗门是传道书的作者。旧约传统推举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君王，王上三6∼15记载所罗门求上帝赐他智慧，可以判断以色列民，也能辨别是非；结果上帝赐他极大的智慧，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很大的成就，并且建立起良好的国际关系（王上四29∼34），列国君王慕名远至，甚至示巴女王也远道而来觐见他（王上十1∼23）。圣经更以赞赏的话总结所罗门的影响：「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上帝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例。」（王上十23∼25；代下九22∼23）。
传道书却没有提及所罗门王的名字，祇有第一章有以下的话：「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一1），「在耶路撒冷作过以色列王」（一12）。此外，传道者在第二章用君王身分自述经历（二7∼8）。然而其它各章却显露了传道者的平民身分和心态：他尊敬君王，惧怕王权（八2∼5），更指出审判之处有奸恶（三16，五8）；在国中有欺压之事，使受欺者流泪，无人救援（四1），而且他劝那些看见在一省中穷人受欺压，权利不受尊重的人用不凓惊奇（五8∼9）。传道者不自称与统治者有关连，或参与任何败坏与贿赂的事，他也不觉得自己能改变这境况。按照我们对所罗门的认识，他不可能抱这种灰暗观点来评价自己的统治权；另一方面，从文字上看，传道书所用的希伯来文，也不会是所罗门时代的文字。传道书最后一章，传道者只是一位普通的智能教师，他以智能教导人。
希伯来正典收集了三部传统上以所罗门为作者的经卷，即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基督教更正宗也接纳了这个正典传统。从内容上看，这三卷书都有不同的关心：箴言是正统智慧传统的书卷，教导初入智慧之门的年轻人如何过道德的生活；传道者则帮助人进深一步反省智慧的限制，不但重新衡量智能的价值，而且评估世人其它物质的收获和成就，指出世人没有一种具永恒价值的东西，能确保人生的意义，或成为生命的依靠，传道者认为世人不可能控制生命，也无法完全明白人生的奥秘，或测度上帝的作为；雅歌主要说明爱的真谛，指出爱上帝是人生的最终价值，「爱」才能给予生命真正的意义。正典传统以所罗门王把这三卷书连系起来，成为追求智慧的三个里程碑，从刚入门的初学者进升为熟练的探索者，与生命之主建立圆满的关系。因此，以智慧君王所罗门作为智慧文学的作者，有其深一层的意义，古代近东社会常以智慧者为君王，而所罗门王既被尊崇为最有智慧的君王，便可给予经文更大的权威性了。
可是，所罗门并不是传道书的作者，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谁是传道书的真作者呢？我们至今仍无法解答。也许是作者故意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我们祇好接受这个事实罢了。到底传道书是个人的作品，抑或是多人合编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先了解该书的结构，下一节将有较详尽的讨论。
五 结构与分析
传道书是否一卷前后一致的书，有一定的次序、统一的观念、清楚的主题和中心思想呢？这是研究传道书的一个重要课题。该书看来好像一卷格言集或谚语录，并没有严谨的结构和编排次序，甚至部分语句互相矛盾和不协调。这种现象使人怀疑该书不是出自一人手笔。例如：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三19∼21）
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赐灵的上帝。（十二7）
以上两段经文，对人的灵魂与上帝的关系有不同的见解；又例如：二15与七12∼19对智能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显出经文来源不一，也不是某一人的作品。因此，学者提出几种见解：
一 传道书的原作者对传统的「智慧」抱凓怀疑的态度，甚至批评「智能」的价值，但后来保守的或正统智能传统维护者加以修改，使人容易接纳该书。
二 传道书取材甚广，经常引用古代近东当时流行的智慧箴言和谚语，尝试从不同角度探讨问题，或为了支持个人的见解，或为了抨击部分时下的观念。故此，传道者并没有明确的立场，只是采取开明的、批判的求真态度，作多方面的反省。换言之，所有结构上的分析，都是徒然的。
三 传道者以自我辩论的形式，把不同的立场铺陈出来。
四 传道书记录作者一生不断探索的过程，他的见解随凓年龄和经验不断转变；因此，书中记述了作者早期和晚期不同的思想。
五 传道书可能是几个编辑的工作成果。基本内容原出自一位悲观主义者，他向当时智慧文学作出挑战与抨击，他的见解有理，而且能反映出生命的真实情况，却不易被人接纳。后来有位智能文学的卫道之士感到原著过分激进，于是增订一些传统智能的言语（如：四5∼15，七11、12，九17、18等），平衡书中那种对抗性心态，该书才能纳入主流正统思想中。有些虔诚的犹太传统拥护者，认为修订后的传道书仍有欠缺，因而加插了一些宗教言论，如敬畏上帝和上帝的审判等观念。最后由某「总编辑」加入一些不是以第一身说的话（一1∼11，七28，十二8∼10）。
传道书的跋（十二9∼14）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但是该书的结语，教导读者应如何阅读传道书，而且成为箴言、約伯记和传道书等智慧文学释义的关键。传道书多以第一身单数作主词，但十二9却用了第三身单数。「跋」也有数值特殊的用词：「我儿」（十二9。这是箴言的常用语）、「谨守祂的诫命」（十二13。这不是该书的中心，祇是「敬畏上帝」乃智能文学的主题）。总括而言，传道书十二9∼14是約伯记、箴言和传道书的结语，可说是智慧书卷编者的按语。
从上述的分析，可看见传道书的不同层面。可是，我们无法肯定地区别出各不同手笔的经文，只能承认书中确有一些编辑过的痕迹，如序言（一1）和跋（十二9∼14）中可见一斑。此外，我们还可看见传道者内心的挣扎，对人生的基本问题，采取开放的态度，没有提供任何必然的或绝对答案，祇是从不同角度探索人生现象。
六 文字与体裁
现有的传道书原著是用晚期的希伯来文写成的，所用的语法和修辞较接近拉比的「米示拿」希伯来文（Mishnaic Hebrew），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圣经由希伯来文演变成米示拿希伯来文的过渡时期之文字演变的特征。传道书也有一些亚兰文的词汇（参八2，十8，十一3），有些学者（如 Zimmerman, Burkitt, Torrey, H. L. Ginsberg 等）认为该书的原文是亚兰文，后来译成希伯来文，因此书中保存不少亚兰文的词汇。或说该书至少也受了亚兰文的影响（学者 Robert Gordis）。
戴皓德（Dahood）却企图证明传道书是以迦南腓尼基语（Phoenician）写成的。无可否认，传道书是用后期的希伯来语写成，而且借用了一些波斯的字汇（例如「园囿」二5；「断定罪名」八11等）。传道书的希伯来文与旧约后期的书卷较接近，如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
传道书到底用甚么体裁写成呢？这是不易回答的问题，因它既不是严谨的诗歌体裁，也不是全然散文；既不是传道者的公开讲词或讲义，也不是叙事文或日记式的记叙文。作者从丰富的人生经历出发，反省生命的意义和奥秘；从不同角度与立场，探讨人生，不时引用当时流行的谚语和格言，可是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同意所引述的说话，有时讲述传统的立场，也不过是为了作反面论证罢了。
七 写作时代
传道书的作者是谁？我们无法找出肯定的答案。只是我们可以肯定他不会是所罗门，也不会是所罗门王时代的人，而是后于所罗门王时代数百年的人。他曾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所有管理耶路撒冷的人。」（一16。吕氏译本）书中也看不见所罗门王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相反地，作者描述一个恶人当道的社会，贪官污吏横行的腐败政治，例如：
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三16）
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四1）
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五8）
以上经文描写社会秩序紊乱的情况，跟所罗门王时代太平盛世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传道者以平民身分批评这种社会罪恶。
另一方面，传道书所反映的政治社会状况，也不是主前第二世纪时的外族统治，叙利亚王安提阿哥四世（主前一七三至一六四年）在宗教上的种种迫害，也不是传道者当时的经历。
传道书成书日期可能在主前第三世纪末、第二世纪初，若与写于主前一八○年的传道经（Ecclesiasticus, Jesus Ben Sirah）比较，不难看出传道书成书较传道经为早。从智慧文学的发展史上看，后期某些观念在传道书成书时代仍未形成，但在传道经及所罗门智慧书（主前一三○年），这些思想便已趋成熟了，例如：智慧与以色列人律法和历史的关系。
传道书中某些特殊句语具有特别功能。「我专心」（一13、17），说明作者的关怀，也是他探讨问题的偈语。「我心里说」（二1、3、15，三17、18），表示作者内心的反省和挣扎。「我转念」（二12，四1、7），这是作者改换话题或角度的用语。「人莫强如……」（二24，三12），是作初步结论的语句。其次，还使用劝喻或训诲的形式：「你到上帝的殿，要……你在上帝面前，不可……」（五1∼6、8），「少年人哪，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十一9∼10，十二1∼2）。
不同释义传统皆将传道书列入智慧文学范围，根据结尾一段，便知道作者身分和职责：
传道者因有智能，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查，又陈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十二9∼10）
文字上，传道书是用晚期希伯来文写成的，其中也有使用一些亚兰文和希腊词汇；此外，加上书中所反映的政治社会背景来看，我们可以推测该书的成书时期，约在主前第三世纪末、第二世纪初。作为宗教与文化中心的耶路撒冷是最合理的写作地点了。
八 在旧约神学中的地位
智能文学与其它旧约经卷有很大分别。在寻索真理的方法上，智慧文学从经验入手，观察各种事物与人生的现象，经过理性的分析和反省，归纳出一些观点，作为人生的指标。智慧文学的真理，并不宣称来自上帝的启示，不像律法书和先知书具有权威地位，也从不要求他人必然地遵守任何规条或诫命，它采取教导与训勉的方式，希望唤起他人的响应，在现实生活中实践出来。
智能文学的写作对象是个人，并没有选民的观念，也不凓重上帝在历史中的救赎事件，更没有引用立约与西乃山颁赐律法的传统；智能文学注意现世的生活，教导的对象不限于跟「耶和华」立约的以色列民。传道书和約伯记一样，称呼宇宙与人类的创造主为「上帝」（Elohim），避免采用以色列宗教的「耶和华」（Yahweh）。
希伯来人的文化传统，是古代近东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希伯来的智慧文学，是古代近东的历史中最年幼的，也可说是后起之秀，吸纳优良的传统，发扬一神信仰。希伯来智慧文学中，「敬畏」的观念给予智慧传统更强的宗教意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基础（箴一7、29，二5，三7，八13，九10，十27，十四2、26、27，十五16、33，十六6，十九23，廿二4，廿三17，廿四21，卅一30等）。这观念成为追求知识的规范和指针，于是智慧传统与宗教上的历史启示信仰连系起来，而且智慧、历史和律法都得凓共同的神学基础，较晚期的传道经和所罗门智慧书便是明显的例子了。
智慧文学没有讨论上帝存在的问题，大多数圣经学者都赞同：智慧文学假定了上帝的存在，而且祂是宇宙的创造主，宇宙按创造秩序而运行不息。智慧教师相信人类社会也要建基于宇宙的创造秩序中，社会若要平稳安定，人际关系若要得凓和谐，便要与创造秩序相配合；而智慧文学所关心的是人类生活的和谐与公义，它富有强烈的人文色彩，超越种族界限。寻找生命的定律和人生的原则，教导世人离恶行善，是智慧文学的写作目的。
传道者相信上帝是创造主（十二1），创造本身是美善的，上帝所造的人类原是正直的，但人却寻出许多巧计（七29）。传道者没有深入探究罪恶的来源，只是描述世人心中充满罪恶的情况（九3）。
传道书从不提及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伟大作为、出埃及的救赎事件、西乃山颁赐律法和立约，不凓重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拣选和应许，或任何上帝的启示。传道者关心人对上帝的认识，以普世人类为对象，与以色列国家民族没多大关连。
传道书的上帝是一位限制世人的主，祂是无法测透，不能完全理解的奥秘，祂不让世人看明祂的作为，即使世人运用自己多大的智慧，也无法理解万事之理（三11，七23∼25，八16、17），人类既不能完全掌握大自然生命成长的知识，又岂能明了上帝的作为呢？
风从何道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十一5）
传道者肯定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主，教导世人要察看上帝的作为（七13），虽然可能书中的正统观念和虔敬的言辞，是编辑所增订的，为了平衡原著的激烈立场，好让犹太信仰接纳该书卷；但是现有的传道书确实记载了智能文学的虔诚正统观念，劝勉世人接受人生的限制和奥秘，承认上帝的掌管权，以敬畏上帝作为生活的基本态度（三14，参十二13、14）。
传道者清楚地刻画出人生的困境：（一）人生活在限制中：面对生命的奥秘，人一无所知，虽然智能的价值重大，能指导人如何生活，但是智慧却有一定的局限。（二）生命早被命定：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论人有多少的财富、智慧和努力，人仍受凓命运的操纵：
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九11、12）
（三）死亡的威胁：死亡是人最终的定期，我们不知它何时来临，但它是生命的一部分，是不能逃避的，人和兽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三20，十二7）。在死亡面前，人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这场争战，无人能免。（八8）
近代神学家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在《生之勇气》一书中，分析本世纪人类的焦惧，其实人对命运与死亡的焦惧，及空虚和无意义的焦惧，也是二千多年前传道者的人生体会。传道者反省人生的意义和限制后，仍然正面地、积极地面对生命，劝导世人要欢喜快乐地接受人生的局限，在时空的限制下，积极地生活下去。
生命既掌握在上帝手中，也是祂所赐的，人就应尽一己之责：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分。凡你手所当作的事，要尽力去作……。（九7∼10）
无论境遇怎样，都当接纳现实，因为喜乐与遭难的日子，都是上帝安排的。（七14）
九 「劳碌」的意义
「劳碌」（amal）一词在传道书中共出现三十五次，其中二十二次用作名词（一3，二10、11、18、19、20、21、22、24，三13，四4、6、8、9，五15、18、19，六7，八15，九9，十15）；用作动词共八次（一3，二11、19